明星、公众人物、名人、15分钟名人、博出位者，被“明恋”的同时，也被另一部分人“暗厌”。当信息量和信号的强度变得超出需求时，就会一看都烦、一听就笑。但讨厌的对象身上，也有你欠缺的正面品质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标尺，检阅着你的宽容、气度和自信。
讨厌是刹车，学习是踩油门；讨厌只是一种姿态标榜和心理平衡术，学习则使人进步。学习最讨厌的人，学习其寸之所长，学习其闪光点，有助于自我前行。向最讨厌的人学习，也是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义。
如何对待最讨厌的人?
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。如何对待最讨厌的人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学，它既是关于自身的心灵学，也是关于他人的哲学思考，还是社会学意义的助推器、动力阀。
人的身上有两条虫：一条是可怜虫、一条是讨厌虫。可怜虫发作的时候带来怜悯，讨厌虫发作的时候带来反感和不喜欢。谚语说了上句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；它缺了下句：讨厌的人必有可学之处。
对讨厌机制的研究，心理学家说：“当我们讨厌某个人时，往往因为对方身上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缺点。”对方将我们的缺点暴露出来，所以我们也将讨厌他的情绪表达出来。这是讨厌发生的秘密。
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推翻了前人的经验，即优秀领导人身上一定具备卓越的品质，类似于“成功管理者的十大优点”云云。坚毅、勇敢、不屈不挠、决断力、情商高、沟通力、抗压力等美好词汇简直是领导人的化身，人们也一直这样认为，为什么对方是上司和老板，而自己是下属和打工者，是因为领导人身上具备自己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。错！德鲁克的研究发现，那些所谓全能类型的人，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有个别虽然符合条件，表现出来却是工作效益极低。德鲁克发现卓越领导者之间的差别，就跟医生、教师和小提琴家等其他职业一样，有不同的类型，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常常不具备赞美之词所描述的那样与众不同。
完美的化身是不存在的，人们必须面对与他人的种种不适。
讨厌：一种未被改良的社会情绪
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媒介社会的来临，不可避免地将人群按传播价值分级：最值得传播的群体、可传播的群体和受众群体。前两者在后者身上所造成的作用是“信号的放大”，当信息量和信号的强度变得超出人们的需求时，这个人就会变得“讨厌”了，看着都烦、可笑。
明星、公众人物、名人、15分钟名人、力图博出位者，或多或少，在被一部分人“明恋”的同时，也被另一部分人“暗厌”。赫伯特·斯宾塞在《社会静力学》一书中描述说：“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一切人同样自由的限制。”这是他的“第一原理”。幸福的标准难以确定，就要寻找其他途径来间接的寻求。讨厌作为一种负情绪，受到媒体的暗示之后，便被释放出来，人们以自我为转播载体来对抗大众媒体的传播与表示不屑，以此寻求一种信息交流的自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“讨厌模式”正在妨碍社会的进步。犹太人说过：“即便你是穷人，也应该站在富人堆里。”但当阶层逐渐清晰之后，优裕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获取中，占有绝对优势，从而自发地使阶层趋向稳固，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漫长而困难，富二代形成之后，在教育、职业、城市的选择上，中下阶层面临更难进入主流社会的问题。所以，为富人代言的房地产商任志强会成为买不起房者最讨厌的人，穷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被指以道德代替经济学。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者和代言人，他们之间也相互讨厌，而没有采用学习的心态了解对方，倾听对方。
在民族主义者与全球化的背景之间，也存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态度，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奥运会传递火炬期间，中国民众对法国人的不满，原因在于火炬传递在法国的受阻，从而引发中国人在北京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的一幕。这是典型的“互厌型”，它发生在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，甚至是国家级的事件。
除此之外，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认同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。细数身边，总会有最讨厌的人存在。豆瓣网上有人建立了个小组，名字叫“我讨厌XX ”，小组的介绍很好玩，说：“把你讨厌的生物/事物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唾弃他/她/它”，创建者幽默的补充一句：“为了，为了扩大阴暗面，聚集怨气”。人们在上面抒发着对明星、电视台、杀毒软件、聚会、商场活动、冬季长跑、堵车、星座等日常事件、人选及话题的讨厌之情。这个小小的讨厌者联盟，成为发泄负面能量的窗口。
就连传播学巨擘麦克卢汉也坦承，他曾受到讨厌的困挠：“有许多年，直到我写《机械新娘》，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。我讨厌机器，厌恶城市，把工业革命与原罪划上等号，把大众传媒与堕落划上等号。简言之，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部分。”但后来，他将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，他说：“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。”他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艺术家（济慈，庞德，乔伊斯，艾略特等人）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建立在认识过程和创造过程合而为一的基础上。他意识到，艺术创作是普通经验的回放（playback）——从垃圾到宝贝。“我不再担任卫道士，而是成了小学生。”麦克卢汉最后说。
从讨厌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
在没有氧气的地方，厌氧菌就会横行。学习就是给氧和杀菌。
刘索拉有一本书叫《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同类》，这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。活着绝不是为了讨厌异己，罗素说：“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。”有评论家说：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。此话不假，最讨厌的人的优点是有待发现的幽灵。
有个著名的禅宗公案是讲苏东坡和佛印禅师，苏东坡问佛印禅师看他像谁，佛印说看他像佛，苏东坡则讥笑道：我看你像一堆牛粪。佛印不语。苏东坡高兴地回家说给苏小妹听，苏小妹说：哥哥，你这次又输了，你看别人是什么，你自己就是什么，你的看法是内心的投射。讨厌是一种感性的说法，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，几乎最讨厌的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之处。人们的普遍应激反应是同情弱者、讨厌强者。强大者必有讨厌之处，最讨厌的对象往往是因为强大而“获罪”。美国哲人爱默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讨厌。”人们用讨厌的模式来取得某种平衡和平等，从而适应“强者生存”的达尔文生态环境。
抛开这一点不说，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话，最讨厌的人只是少数派，他们的存在具有清道夫的功能，能够让人看清楚存在与不足。从讨厌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，是对待周遭事物最好的方式。
在异己和类己之间，异己最容易成为最讨厌的人。无论是国家、城市还是个人，观念的不同很容易造成分歧、谩骂与讨厌。如何对待异类分子，是宽容、借鉴、欣赏、接纳，还是怀有偏见?这绝非是成功学的选择，而是基于一种心智的成熟。
尼采这样说：“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善，善就令我们讨厌。”他解决了一个哲学问题，我们讨厌的对象，是我们所不能胜任的事物，哪怕它是善。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学习，学习也会令我们讨厌。之所以有最讨厌的人存在，因为那也是个我们不能胜任的人。没有任何道理不去学习他。
伯特兰·罗素评述尼采时则说：“我讨厌尼采，因为他喜欢冥想痛苦，因为他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！”但这并未影响罗素对尼采的学习，他甚至是因为无法做到像尼采那样冥想痛苦、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而懊恼。
想想我们身处的娱乐环境，郭敬明、宋祖德、陈凯歌、杨二……总之，列出来会是新浪名人博客的一长串单子，会在“最讨厌的人评选”中都有点击量，摒弃世俗的眼光，心平气和地思考，他们真的一无是处?恰恰相反，他们的许多能力、努力、耐力倒真值得我们学习。学无定规。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，开启的是学习模式。可人们也会担心，“我终于变成我所讨厌的人”，这种风险也是存在的，因此有人打趣道：“当你变成你所讨厌的人时，你就成功了。”讨厌是刹车，学习是踩油门，在经济提速的历史快车道，讨厌使人清醒；而在如今金融危机的滞速车道中，学习则使人进步。
没有人可以取悦所有人，最讨厌的人也是相对的概念。记住一句有用的话：“请你最讨厌的人吃饭，而不是请你最喜欢的人。”
